首届“长江知识产权论坛”论文集（二）：创新驱动供给侧改革

创新驱动供给侧改革

李亚莉[1]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进程进入关键阶段，传统的“需求侧改革”已无法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供给侧改革”是我国当前形势下寻求经济新增长的必然选择，是引领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创新是实现中国“十三五”发展目标的重要原则和重要战略，是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瓶颈、解决中国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根本出路。在推进供给侧改革中，创新起着关键变量的作用，它有利于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和促进供给与需求平衡。

关键字：知识产权法学；供给侧改革；创新驱动；结构调整

一、供给侧改革的背景

（一）现实背景

2015年11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首次提到了“供给侧改革”，即“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 济持续增长动力”。在此基础上，11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的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1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APEC会议上再次强调了“供给侧改革”并指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等词很快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从现实背景来看，“供给侧改革”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现状。究其原因，在我看来，有以下几点：

其一，需求侧管理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新阶段。需求侧管理的理论基础来自于凯恩斯理论中的国民收入均衡分析。简言之，凯恩斯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源于投资、消费与净出口这“三驾马车”的拉动，用公式表示为：Y=C+I+G+NX。其中，Y代表总产出，C是消费，I是投资，G是政府支出，NX是净出口。当经济出现下滑时，需求侧理论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所致，因此以提高有效需求为对策，在政策层面，需求侧管理的主要政策工具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其中，货币政策侧重于总量调节，财政政策侧重于结构调整。但是国内有效需要最终是由国内供给方的供给能力决定的。因此，仅仅提高有效需求并不能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长足措施。这一理论的不足也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印证，如我国为了应对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刺激需求从而达到保增长或者稳增长的目的，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政府投资政策等。这些政策在短时间内确实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并没有挽回经济下行的趋势，明显表现就是我国GDP增速，（见图一：中国近10年经济增速）自2007年经济增速达到14.2%之后，经济增速一直呈降低的总趋势，2015年更是仅6.9%，创25年来新低。。

其二，供需关系失衡。我国供需关系正面临着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失衡。“供需错位”已成为阻挡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一方面，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另一方面，中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因此，强调供给侧改革，就是要从生产、供给端入手，调整供给结构，为真正启动内需，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寻求路径。

其三，我国经济结构性问题严重。中国目前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投入结构、排放结构、动力结构和分配结构等六个方面的结构问题。其中，产业结构问题表现在低附加值产业、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比重偏高；区域结构问题表现在人口的区域分布不合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偏低，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公平；投入结构问题表现在资源能源、劳动力、资金等一般因素投入比重偏高，人才、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投入比重偏低；排放结构问题表现在废水、废气、废渣、二氧化碳等的排放比重偏高；动力结构问题表现在过多依赖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特别是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分配结构问题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不同群体收入差距较大。这六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叠加，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2]

其四，推进供给侧改革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议中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五大体制改革要点，即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其中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不谋而合。

（二）理论背景

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理论并非始于供给学派，其历史可追溯至“供给侧”经济学派的开端——19世纪初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萨伊提出并发展的“萨伊定律”。该定律指出，“一般来讲，生产者在完成产品的最后一道工序之后，害怕产品滞留手中会丧失其原本的价值，于是总是急于将产品出售；同时，他也同样急于把出售产品所得到的货币花光，因为货币的价值也是极易流失的。由于出手货币唯一可用的办法就是买东西，因此，一种产品的生产会为其他产品开辟销路。”[3]即他认为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将供给管理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危机后，凯恩斯全面批判了萨伊思想，其政策主张的核心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通过扩大政府职能，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需求，从而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但20世纪70年代初的“滞胀”宣告了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失灵。于是，反对政府干预、强调供给管理政策的供给学派等相关理论开始兴起。

供给学派因使用了“供给”这个词而成为最鲜明的供给侧经济学理论。供给学派主张“四减四促”，其中“四减”是指减税（含减支，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减管制、减垄断、减货币发行或控制通胀（甚至主张恢复金本位制），旨在调动积极性，促进生产供给；“四促”是指促进私有化、促进市场竞争、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促进技术创新和智力资本投资。在实践中，供给学派理论和政策主张因被美国里根、英国撒切尔夫人所运用、并产生了较好的效果而声名远播。

二、供给侧改革的含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多次被中央提及，这一新的表述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对“供给侧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解读。一般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称“供给侧改革”，主要是指通过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强结构调整，扩大有效供给，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增长；而近期的工作重点则是要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任务，从而有效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供给侧改革强调供给方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对经济调控的作用，而需求侧改革侧重于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第二，供给侧改革强调制度的调整和完善，而需求侧改革主要通过制定政策进行调整；第三，供给侧改革强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重解决中长期问题，而需求侧改革主要解决短期内的经济波动。

供给侧改革的实质就是要改革政府公共政策的供给方式，也就是改革公共政策的产生、输出、执行以及修正和调整方式，更好地与市场导向相协调，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说到底，供给侧改革，就是按照市场导向的要求来规范政府的权力。离开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谈供给侧改革，以有形之手抑制无形之手，不仅不会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也会损害已有的市场化改革成果。

三、创新驱动引领下的供给侧改革

中国经济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但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要素红利渐行渐远，投资驱动风光不再。“十三五”时期中国要继续发挥经济巨大潜能和强大优势，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通过创新增加要素的有效投入。

供给侧的要素投入不能只强调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还要强调要素的有效投入（指有需求、有回报的投入），否则会造成要素过度投入，引发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等。

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为生产要素的有效投入提供了可能。近年来大数据受到追捧的原因在于，它能够使企业能够实时掌握市场情况，真正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提高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为各行业企业管理者的决策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从而进一步挖掘市场机会，降低经营风险，提升运营效率。[4]

以一直都很热的房地产企业为例，如果房地产开发商在着手项目前能够有效地从时下流行的网络平台如微博、论坛等收集有关住房话题的庞大数据，对这些数据加以分析，并从中挖掘出不同性别、年龄、地区等客户的消费偏好和消费能力，有针对性的去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对于房地产企业找准消费群体，提高生产要素的有效投入，实现去库存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通过创新促进要素升级。

要素升级不同于要素投入，要素升级代表了生产要素“质的提高”，可以直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推进要素升级包括促进技术进步、提升人力资本、促进知识增长、推进信息化等。加大科技创新，使国内品牌在消费者中重塑形象。一方面，结合当前最新科学技术，创造新产品，激发新需求。如最近比较火的VR技术，它不仅仅被关注于计算机图象领域，已经涉及更广的领域，如电视会议、网络技术和分布计算技术，并向分布式虚拟现实发展。虚拟现实技术已成为新产品设计开发的重要手段。其中，协同工作虚拟现实是VR技术新的研究和应用的热点，它引入了新的技术问题，包括人的因素和网络、数据库技术等。另一方面，以科技推动产业升级换代，提高产品质量，刺激消费需求。如去年入驻华科的ofo共享单车，首创无桩共享单车出行模式，基于移动App和智能硬件开发，致力于解决大学校园的出行问题，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校园交通代步解决方案，为广大高校师生提供便捷经济、绿色低碳、更高效率的校园共享单车服务。同时协助高校回收改造废旧自行车，解决“僵尸车”问题，既迎合了学生消费群体，又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

三是通过创新培育新主体同时激发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培育企业、创业者、创新型地区或园区、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创新型政府等主体，提高主体的素质和能力。同时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来激发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企业的活力；通过完善政策激励体系，完善和保障激励创新的分配机制，提高间接费用和人头费用比例，推进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从而激发专业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建立创新型地区，提高区域竞争能力；通过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充实基层科研团队力量，激发其活力；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推进科技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在选人用人、成果处置、薪酬分配等方面，给科研院所和高校开展科研更大自主权。让科研人员少一些羁绊束缚和杂事干扰，多一些时间去自由探索。加大财政科技投入，改进科研活动评价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环境。

四是通过创新调整产业结构。

近年来，中国以经济总量持续扩大、产业结构日趋合理、产品供给能力逐步增强的傲人成绩得到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三大产业间的结构问题突出也是我们不得不重视的问题，如第一产业现代化程度不高；第二产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及部分产能过剩；第三产业中现代服务业比重偏低等，上述问题的产生和延续，表面上看是三大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实际上是创新不足的表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5]，同时它还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三大产业结构不合理在本质上说与创新有关，解决问题的出路也在于而且必须持续推进创新。无论是农业、传统工业还是现代服务业，通过推进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制度创新、生产要素创新、组织创新等，有利于转变产业发展理念，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优化生产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促进产业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和配置效率，易于产业体系由产业链中的低端环节向中高环节转移，最终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四、结论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关键阶段，我国经济正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和考验。需求侧管理已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会议上先后多次提到“供给侧改革”，表明了供给侧改革作为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已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创新是实现中国“十三五”发展目标的重要原则和重要战略，是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瓶颈、解决中国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根本出路。在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创新驱动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有效投入、促进生产要素升级、培育新主体并激发其积极性以及调整产业结构等，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不要把“新常态”想歪了》，载于《人民日报》 2016年5月 10日。

2冯志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载于《经济问题》， 2016年第2期。

3林卫斌、苏剑：《供给侧改革的性质及其实现方式》，载于《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6年第1期。

4张慧君：《发挥创新驱动在供给侧改革中的战略引领作用》，载于《理论视野》 2016年第 1 期。

5王元地：《“供给侧改革”解读及其政策影响下的企业实践》，载于《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6程北平、鄢晓发、张鹏、孙维：《“十三五”时期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方向和重点》，载于《财政科学》 2016年第 2期。

7 韩凤芹：《以科技创新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载于《公共财政研究》，2016年第 6期。

8 李佐军：《“供给侧改革”为何是势在必行之举》，载于《上海证券报》，2015年12月17日。

9吴汉东：《推进供给侧改革需要知识产权发力》，载于《中国知识产权报》，2016年5月20日。

10黄剑：《论创新驱动理念下的供给侧改革》，载于《中国流通经济》，206年5月，第30卷第5期。

11凌捷：《供给侧改革与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载于《改革与战略》，2016年第7期。

12公丕祥：《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的法治逻辑》，载于《法学》，2016年第7期。

13邵素军：《透视“供给侧改革”反思“互联网＋”》，载于《商场现代化》，2015年第26期。

14李佐军：《结构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1123/c40531-27843619.html，2016年10月19日第一次访问。

15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

[1]李亚莉（1991——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科技法与知识产权法方向法学硕士。

[2]李佐军：《结构性改革：改什么 怎么改》，载于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1123/c40531-27843619.html，2016年10月19日第一次访问。

[3]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

[4]邵素军：《透视“供给侧改革”反思“互联网＋”》，载于《商场现代化》，2015年第26期。

[5]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 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