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武汉知识产权研究会副理事长余翔教授（湖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欧洲科学院院士，民革湖北省委会副主委，华中科技大学中欧知识产权研究院院长）在《团结报文史e家》发表题为《余翔：我家三代人的家国情怀》的文章。文章既深情回顾了祖父和父亲胸怀祖国、建功时代的生平事迹，又如实记叙了自己在知识产权学术研究、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果，薪火相传的拳拳爱国真情跃然纸上，情真意切、催人奋进。
作为深耕知识产权的专家学者，在知识产权学术研究方面，在“与国际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 “专利战略与技术创新”等领域，余翔教授的研究成果和提出的知识产权管理、分享和利用方法，对协调、维护和促进国际科技合作和公平贸易、提升企业创新效能等，起到积极作用。余翔教授研究提出的立法修订建议被中国《专利法》《海关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等采纳。在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方面，余翔教授受国家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委任，担任中美政府合作项目清洁能源中心（CERC）中方知识产权专家组组长；受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委任，担任中欧政府合作项目二氧化碳捕捉利用与封存（CCUS）中方知识产权负责人。长期以来，余翔教授以致力于构建知识产权共同体的态度决心和责任担当，始终保持对知识产权社会组织的工作热情和敬业态度，为武汉知识产权研究会开展工作做出了认真筹划、具体指导和鼎力支持。2018年11月，余翔教授出席由武汉知识产权研究会承办的第十六届“中国光谷”知识产权国际论坛，发表题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知识产权管理》的主题报告，为参会观众深刻理解数字经济和知识产权议题提供了细致分析和具体指导。2020年11月，余翔教授出席由武汉知识产权研究会承办的第十八届“中国光谷”知识产权国际论坛，担任主持人并发表闭幕致辞。余翔教授发表的闭幕致辞，站位高远、气势恢宏，体现了对谱写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武汉篇章的深切期待，给参会观众以巨大鼓舞。武汉知识产权研究会经授权许可，现转载《余翔：我家三代人的家国情怀》一文，以飨读者。
在举国上下庆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又一次翻阅了祖父余焕俊（1892年—1955年）留下的自传和湖南省保靖县县志中记载的祖父生平。追忆家中前辈，强化家国情怀，也再次感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强大魅力……
湖南省保靖县县志第15页记载：“余焕俊，字伯杰，男，汉族，迁陵镇联甲巷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二月初八生。性情沉静，勤奋好学，连续求学二十年，先后毕业于保靖县立高等小学，常德省立师范、长沙铁路学校和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学成回国，历任建设厅、交通部、资源委员会、铁道部等部门的技术员、技师、技正、工程师和专任委员，对修建川、湘公路、宝（鸡）天（水）铁路，武汉长江大桥等项工程均有所贡献。余氏一生受科学救国的思想支配，以主要精力从事各项工业建设。他虽曾于1914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但始终埋头业务，不问政治，除出席两次全国工程师年会外，从不参与政治性的社会活动。本来，他与林伯渠，李烛尘等知名人士有交往，但却未能早期投入革命行列。直到武汉解放前夕，才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与工人团结战斗，保卫了武昌车辆厂。由于护厂有功成名和随军南下，受到党的重视和爱护，被调派衡阳铁路管理局工作，先后充任工程科，基建科和设计科的高级工程师，1953年调广州铁路管理局设计事务所工作。1955年5月8日，因患心脏病，医治无效，逝世于广州铁路医院，年仅六十三岁。”
重温祖父手写的7页自传，虽然因年代久远，纸张已经泛黄，但整洁的笔迹依然十分清晰。其中的一些段落，每次都令我动容：
“1913年11月在日本东京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至倒袁及孙中山先生回国时止，担任给国内活动同志通讯工作。1921年8月曾同朋友由上海到广州去旅行，在某公寓遇见林伯渠先生，因系留日旧友，相见很亲热，他很恳切地劝我加入他们的工作——正在酝酿新党组织，当时我心里很同意，但觉得社会经历太浅，想自己在现实社会中多历练一下，再加入政党工作不算迟，不久即回上海搞建筑工作去了。”
“1949年，解放军在各战场的胜利频频传来，武汉人民盼望解放军早点入城，也有少数人不了解解放军，武昌车辆厂筹备处当时员工共140多人，走了差不多一半，工人只剩40多人，五月初，我（余焕俊，1946年—1949年武昌车辆厂正工程师）同留下的员工商量，用‘能同腐败透顶的恶势力作对到底的解放军应当是进步的力量’这个道理说服大家，当时也没有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道理，大家才决心不走，并议定保卫工厂的办法，防备溃败的匪兵来扰，大家日夜轮班守岗并与邻近工厂联络共同防守，所以当时武昌车辆厂没遭到丝毫的损失，自非偶然。”
（余焕俊于1916.4—1920.3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学习，建筑科毕业。1913.7—1915.6在日本东京私立大学读预科期间，就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
从受“科学救国”思想影响赴日本留学，到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从学成回国服务于国家的交通工程建设，再到解放前夕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动员并带领工人团结战斗，保卫了武昌车辆厂。祖父个人的成长经历，也映射了中国革命的曲折历史，映射出中国共产党对爱国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强大感召力。受祖父的影响，我的父亲余培峥（1934—1998）生在旧中国、长在红旗下，在青年时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1958年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现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毕业后，积极服从组织分配，到艰苦的地方去为祖国建设水电工程，先后在江西、贵州水利部门工作。特别是在担任贵州省水利设计院工程师，贵州省水利电力学校校长、高级讲师等职务期间，为贵州省等地方的水利工程建设和水利水电人才培养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在我少年时代，父亲就给我讲过祖父的生平故事。受祖辈感人事迹的熏陶，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我在青少年时代就树立了继承先辈“热爱祖国、跟共产党走、科教报国”遗志的坚定志向。我在德国留学期间，就非常努力地学习德国、欧洲和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及知识产权战略运用中，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决心回国后服务于国家的科技强国建设需要。基于在德国完成的博士论文研究《专利权、商标权耗尽及平行进口的法律经济比较研究》。2001年回国后，我率先提出，为保护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民族工业的健康发展，中国应当采纳“专利权的国际耗尽原则”，允许专利产品的平行进口，后被《中国专利法》第三次修订时采纳。2004年，我获得德国洪堡奖学金，再次奔赴德国，聚焦“专利战略与技术创新”研究。2005年，国务院组建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领导小组”，正式启动了中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工作。我受命担任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咨询专家之一，并提交了多年来的系列研究成果和建议。也就是在2005年，在时任华中科技大学统战部部长邓华和同志的推荐下，我加入了民革。从那时起，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重要法宝。目前是中国走向民族复兴之路的关键阶段，国际形势异常复杂多变。运用知识产权战略支持和引导创新发展，对于国家开放发展、企业参与国际竞争都非常重要。探寻上世纪初期祖父留学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学习建筑工程的足迹，2006年9月—2007年9月，我又前往“运用知识产权战略实践做得最好的国家”日本，在北海道大学研究日本的技术创新及知识产权战略。从日本再次回国后，我先后受命担任中美政府合作项目“清洁能源中心”、中欧政府合作项目“二氧化碳捕捉、利用与封存”的中方知识产权专家组组长。牵头联合制订的“关于知识产权分享和利用的技术管理计划”等，有效地维护和促进了国际合作创新的顺利开展。在知识产权成为核心竞争力的今天，我国亟须培养一大批具有宽广国际视野、不变中国情怀、精锐专业能力的知识产权高级专门人才。多年来，我带领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中德知识产权研究所/华中科技大学中欧知识产权研究院团队，为国内许多行业的众多企业，开展了知识产权战略咨询服务。比如，为中国原创的竹缠绕复合材料技术产业开展的专利挖掘、专利布局、专利战略制定等，为竹缠绕复合材料技术及其系列产品制定标准、开展国际合作，奠定了主导权。“中国林产工业协会竹缠绕复合材料产业分会”于2021年6月26日在北京成立。
